民主的脆弱

 這週澳洲大選，這個過去十年來沒有任何總理有做滿任期的內閣制國家又有了更幽默的故事：執政黨團隊明目張膽地針對特定族群發假訊息誘使他們投票給自己。

Figure 1. 澳洲自由黨製作的「正確的投票方式」告示牌配色與澳洲選委會告示一模一樣，因此被指控操弄華裔民眾投票，新聞連結在此

澳洲的投票制度算是滿獨樹一格的。其一是澳洲是採強制投票制，沒去投票的人會被罰很多錢，所以澳洲投票率長期以來超過九成。

其二則是澳洲投票投給心儀的候選人時，不是採每人只能選一個自己最心儀的候選人，而是讓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好強烈程度排序，假設有甲乙丙三人，我最喜歡甲，最討厭乙，選票上我就要填132，說明我的偏好。開票時基本邏輯就是先看有沒有人拿到50%以上的第一名，有的話就結束開票程序宣布某某人當選，沒的話就先把第一名票得票最少的候選人在此輪踢除，然後繼續比誰是選民最親睞的備胎（第二喜歡的），然後重複上述動作直到比出結果。

嗯，真的很複雜，連玩過很多桌遊的我一開始都聽不懂規則（而且上面的介紹還沒有把上下議院的制度拉進來呢）。

強制投票這制度「理論上」的好處是逼迫大家都要參與政治（人人皆須投票），「實際上」的狀況是一堆人為了不被罰錢就亂投票。

至於偏好投票制理論上的好處是可以提供候選人額外的資訊、讓選民可以透過偏好順序傳達自己的想法。好比說我知道丙應該會上而且是個還堪選的對象，但我不想讓丙覺得我投他是因為我認同他（我最愛的甲甲太小眾，好比說），所以我第一名還是給甲，第二名才填丙，到時候開票，丙的團隊會知道其實丙會上不是每個投他的都喜歡他，而是大家權衡之下的結果。但實際上的結果是，每次大選都有很多策略性成立的小黨，然後選票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長，根本沒有人知道所有的候選人是誰，好好去確認他們的政策還有選上後兌現政策的可能性高低。搞到最後就是，各大黨會印文宣跟大家報明牌，講什麼「你這區要我們xx黨的人出來的話，你就記得，按照95271436這樣填！」簡而言之就是澳洲版配票攻略。

坦白說我覺得在這狀況下配票是無可厚非，誰知道會不會一路比到第七喜歡的候選人，大家沒先說好要怎麼執行戰術的話，大戰略（勝選）就很難實現。但是澳洲執政的自由黨這次大選秀出了前所未有的下限，直接用中文在投票所外寫「正確的投票方式是在自由黨候選人旁寫ㄧ，其他按順序數字由小到大。」

這真的非常誇張。澳洲這邊真的很多華人，墨爾本這有個地方叫box hill，那邊完全只講中文都可以，有些餐廳甚至只有中文菜單，因為人真的很多，所以很多移民來的華人，真的一句英文也不大會說。如果這些華人選民看到這個海報，誤以為真的就要這樣投票才對，這其實也不太讓人意外。

我最近一直覺得，或許民主這麼脆弱，很大一部分是世界各國把民主參政全當成一個只要政府沒加以干預就能好好實現的權利，就像是遷徙自由一樣，要實現這個自由，只要政府不去干預即可（所以在哲學中這叫negative liberty，在此negative的意思比較是沒有任何「積極」作為，「不存在」干預）。但以最近的很多假新聞問題還有澳洲這個醜聞來看，要真正行使自己參與政治的權利，政府不能只是消極地什麼也不做，政府需要很積極地去協助選民了解到底「正確的投票方式」是什麼、更積極地辦理講座讓選民了解民主的意義，而不是放任一些政黨去誤導特定較為弱勢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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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lesse oblige

 很多朋友問我對教改與階級流動的看法是什麼，坦白說我覺得問我這個問題很奇怪。因為如果這問題真正要問的是教改有沒有促進階級流動，那應該要問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吧？他們才有足夠的知能去做統計設計，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真正能回答的問題，是一個階級流動相對低的社會是否一定是不好的社會，因為這邊的好不好就跟政治哲學比較相關。針對這問題，我最近剛好也滿感興趣的，因為我覺得個滿棘手、滿迫切的問題。

為什麼棘手與迫切呢？因為我的經濟學家朋友告訴我，階級固化其實所在難免，即使是有相對公正的考試選拔制度亦同。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X二代，也就是官二代學二代與富二代，官二代就是兩代都當官，學二代則是兩代都當學者，而富二代則是兩代皆富。大部分的人一聽，直覺大概是，這三者中，一定是學二代比率最低，因為當官的「感覺」就能安排子女當官，有錢的「感覺」兒女也沒那麼容易一代內就敗光，學者「感覺」就是自己也要很努力才行，跟前兩者不一樣。答案是，按照目前有的資訊，學二代比率最高。

朋友在飯局上宣布答案時，所有的人都感到詫異無比，怎麼會是學二代呢！但她笑著問我們：「我們今天這桌飯，有任何人沒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嗎？以後成家立業，你我的子女平常接觸到的叔叔阿姨，不也都是我們這幫人嗎？」

當下這記棒喝，把我們都給打醒了。是啊，我們常常用極度個人主義的觀點去看待自己的學習過程與成就，以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忘記了家中往來的長輩等也都會深深影響我們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率。好比說，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如果覺得數學很無趣很沒用，我只要一通電話就能請經濟學家朋友給孩子各種「其實數學很好玩很有用喔」的家教，這種家教說真的不是有沒有錢能請得起的問題，而是一般人根本請都請不到。

我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台成清交以及有海外名校學歷的，平常聊天的話題對很多人來說也是高來高去（但我們真的只是覺得這些話題有趣），潛移默化之下，我的孩子要對學習不感興趣、課業成績不太出色也是滿困難的。更何況智力相關性徵有高度遺傳性，這樣內在外在條件加總起來，學二代比率高是合情合理。

但這就導致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台灣到現在還是有非常多人「感覺」教育可以促進階級流動，而且這也該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但根據我經濟學家朋友的研究，還有我無聊向親朋好友詢問交友狀況得到的回應都表示，長久下來，階級固化是所在難免，聯考或學測怎麼改都一樣。除非我們要把整個社會弄得像柏拉圖的理想國，固定時間大家交配，確保沒人知道孩子的爸是誰，讓每個參加過交配大會的男性都把每個新生兒當成自己的去照顧，徹底斷絕家庭的社經背景孩子的影響。只是，我們又孬，不敢這樣主張。

但一個階級越來越固化的社會一定就不好嗎？這倒也未必，我覺得關鍵在於這樣的社會有沒有相應的機制去照顧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民眾。

Noblesse oblige這個機制就非常有趣，而且我也認為是個階級固化已然成形的台灣社會急需了解的概念。這個概念在中文中常常翻譯成貴族義務，跟西方傳統的「有權利就有相對的義務」這樣的right-duty framework有很密切關係，唯一差異在於，貴族義務通常講的是特權（privilege）而不是權利（right）。

這個概念要說的是，出生於貴族之家往往給人諸多特權，像是可以上學、可以影響政局等等的，總之就是除了贏在起跑點外，一路上能量棒跟遞運動飲料的人還比別人多，隨便都是人生勝利組。但是作為勝利組，要時刻提醒自己，除了享受從他人手中拿到能量棒跟運動飲料的特權外，自己也該肩負起只有勝利組的貴族們要負擔的特殊義務。所以出生在西方傳統的貴族世家不一定那麼勝利（爽），往往，這表示從小就接受極其嚴格的教育訓練，以便日後貢獻社會。

台灣社會雖然沒有貴族制，但這個精神還是很值得學習。出生在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家庭享有了各種父母積攢的文化資本，這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人權；享有特權就該承擔相應的義務，去幫助他人、去貢獻社會。

我說不上什麼聖人也沒多勝利，但這確實是我長期協助社區教會幫忙教難民背景的孩子寫作業的原因之一。我所擁有的一切，有太多都是來自於我的運氣——在國外生病搞不清楚要買什麼成藥、要怎麼吃藥，丟個訊息就有人回我；學習寫程式不懂為什麼我的程式跑不動，code給朋友看，一下就有答案；出門開研討會因為窮沒地方住，所以當地的朋友賞我個沙發睡——我有的這些，當然一部分也是我平常廣結善緣，但我很明白，我有機會去結這些緣，一大部分是因為我從父母那獲得的特權。如此不知感恩，不盡可能用我透過這些特權獲得的能力與資本幫助運氣未必那麼好的人，真的不是我。

話又說回來，如果階級固化所在難免，那教改什麼？庸人自擾？沒事找事幹？我會說，教改改得讓有不同長才與性向的孩子有更多機會認識自己，不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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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虛偽

 這幾年我其實常常在想要不要就離開學術界。倒不是我混得不好，我想我在同儕間算還可以的。會常常想、越來越常想，或許去業界比較好的原因，主要是越來越看不起高等教育產業的虛偽吧。

Fig 1. 截圖自Twitter

哈佛給一年的合約，但健康保險只給十個月——真是卓越啊。最近看到報導，我才知道我服務的某澳洲頂大有高達七成多的教職員是約聘或是領時薪，有些人可能在學校十幾年了還是約聘——真是很高尚啊學術界。好朋友因為工作搬到地球的另一端，但本來隨後便跟上的伴侶，變成了前伴侶——好常見啊，支離破碎的家庭。

這都不是孤例。但虛偽的高教界，只會說著卓越，像是老鼠會一樣鼓勵學生唸研究所成為付學費的下線，然後當學生畢業要找學界工作找不到長期而穩定的職缺時便說，這是因為你不夠優秀，完全不提五六零年代大部分的教職都是永久缺，而現在可能僅有兩三成是。

小時候以為這叫鬼故事，長大才知道這叫日常。

這一切都很虛偽，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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