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同性戀婚姻權問題，讓我想到了以前在台灣時常聽到的這句話——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以前或許是年紀還小，也可能是涉世未深、書讀不夠多，覺得這樣的說法很對。比方說，不可以偷竊是很低的道德要求，而不偷竊的更高一層的道德實踐，是捐助有需要的人。法律一般來說只會要求不可以偷竊，若偷東西，是要受罰的。法律不會強求人當道德聖人，要是不捐錢給有需要的人就要關進監獄之類的。
但後來書讀得多一點，才發現這樣的說法其實非常有問題。第一是，有些法律規定其實是跟道不道德沒關係，只是為了大家能方便生活在一起而定的。比方說，在台灣行車要靠右而不是靠左，這樣的規定並不是開車靠左的人犯了惡行，連道德最低標準都搆不到。這種規定其實就只是很單純的要找到一個行車合作的公約而已，不然交通很容易有問題。
第二則是，或許法律根本就不該跟道德扯上關係。這樣的想法乍看之下有點難以理解，但其實仔細想一想，也沒有那麼難理解。「我」是個有限的個體，我的所見所聞、認同的道德價值，也都是出於我有限的認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我的價值觀很有可能不是「正確」的價值觀，既然如此，那我怎麼能強迫別人接受我的價值呢？不只「我」是有限的，立法者也是有限的，在大家都是有限的情況底下，那訂立出來的法律，不該依著某個特定的道德觀（基督教的道德觀、儒家的道德觀等等等），強制這個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得要接受自己未必接受的觀念。
有這種想法的學者，像是H. L. A. Hart, Joel Feinberg等人，基本上都認為，政府立法必須牢牢遵從John Sturt Mill所說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只有在自我防衛、防止其他人遭受無端的傷害（或以Feinberg的說法，權利受到損害）的這兩種狀況下，我們可以不管要去傷害人的人的自由，阻止他的行為。根據這個原則，法律不能有干預自殘的法條，也不能因為某種道德觀念而去打亂別人的生活。
在五六零年代的英國，到底男同性戀間的合意性行為到底要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一連串的名人受審後成為社會上激辯的問題——知名的圖靈在法庭上認罪，認了自己與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有罪；出生貴族的Lord Montagu of Beaulieu也被發現是男同性戀，入了大牢，被關了十二個月。在到底法律該不該規範同性戀行為（私人道德領域）的世紀辯論上，Hart就從這個原則出發，論述為什麼認為男同性戀間的合意性行為與合意性交易不該受到法律規範。就算這些行為真的「不道德」好了，合意性行為、合意性交易的雙方，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既然沒有人受到傷害，那又與法律何干？法律，不該強加任何道德在任何人身上。
不過，後來想的再更深一點，覺得這樣的說法還是需要修正。但這或許就留待之後再聊吧。只是想到，在台灣，有許多的口號，其實再怎麼喊，都是似是而非，沒經過深思的口號罷了。偏偏，口號是最震耳的。我想，再過許多年，這句「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界線」，還是會被當成理所當然，到處傳誦吧。畢竟，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還是不要去想，比較輕鬆一點。
--
至於最近輔仁將同性戀與偷竊等行為概括而論，說都是不道德的行為。我想，就算同性戀真的不道德好了，那這樣的不道德也跟偷竊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有所差異。在家與自己相愛的人發生關係，沒有人少了一塊肉、被偷了一毛錢，過程間的愉快與親密，不足為外人道。這跟在路上搶劫別人，讓別人蒙受損失、生氣憤怒，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對五六零年代的討論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Wolfenden Repor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lfenden_report
而法律到底該不該干涉個人道德的大辯論，又叫Hart-Devlin Debate
Lord Devlin認為法律本來就跟道德相關（所以寫了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而Hart則認為法律不該跟任何道德價值走在一起，法律就是按著傷害原則的精神去設計而已（所以又寫了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