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Schramme這場演講是Macquarie University的Centre for Agency, Values, and Ethics (CAVE) 所舉辦的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Disease工作坊的開場，雖然主要在為Boorsian approach辯護，但談及的其他議題，也概括到了這場工作坊其他與會人員所關心的議題。
Schramme認為，當代醫療所遇到的許多問題可以透過Boorse的理論得到適度的緩解。Schramme將醫療場域分做三方，即「民眾」、「製藥廠」、「醫師」，在這個場域裡，每一方都有擴大解釋疾病的動機。對於民眾來說，如果小頭痛也可以被視作是疾病，那就可以依此向醫師要求處方，向公司請假或者是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對於製藥廠來說，如果本來不被視為疾病的狀態被定義為疾病，那就可以開發更多藥物，販賣更多藥物；對於醫生來說，疾病本來可以涵蓋的範圍如果可以加以擴大，那可以向政府單位請領的款項就更多了。這些誘因與近來「醫療化」（medicalisation）的趨勢不能說沒有關聯。
把疾病這個集合擴大，乍看之下好像也沒什麼不好，畢竟有病沒病早早吃要早早預防，好像也沒關係，就算是被過度診療（over-diagnose），對我們的身體健康也不會有所損害。但這也不大對，畢竟藥物對人體也是有傷害。（這一點在本場工作坊的另一場由Lynettte Reid所主講的Truth or spin? Disease definition in cancer screening有更深入的討論。簡而言之，其實從meta-analysis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乳癌篩檢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防治乳癌手段。真正因此「防治」到乳癌的女性，其實遠比比「以為」自己有乳癌而去積極進行預防，犧牲了自己健康的女性還要少。這個問題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統計法先天上的問題，有學過統計的大概會知道統計中有個type II error，這沒辦法消掉，只能想辦法用其他的方式檢驗，交叉再比對。從癌症篩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很快的瞭解到為什麼over-diagnose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Schramme認為，要避免這些問題惡化，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使用Christopher Boorse在七零年代所提出的生物統計路徑。這個路徑可以很簡單的這樣描述：任何生物生於世上的目的就是生存與繁衍後代，如果一個個體的有某某功能（function）在跟其他屬於同一個參照組（reference group）的個體相比較後，在生存與繁衍上的預期表現遠遜於其他個體，那我們就可以說這個個體的這個功能有缺陷，就可以說他生了病。Schramme認為，這個說法可以給我們一個「客觀」的界定，人們不管有多大的誘因，都無法隨自己的心意改變疾病的定義與範疇。只要我們能夠妥善的應用Boorse這個理論，我們就可以建構一套客觀的疾病觀。medicalisation跟over-diagnose的問題也可以一併解消掉。
只是一如既往對Boorsian approach的討論，與會學者對於這套理論到底是否真的value-free還是有許多疑問。好比說，要怎麼選參照組？為什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可以自成一個參照組，可是近視的人不可以自己成一個參照組（如果可以的話，近視當然就不會被當作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這套理論的本質比較偏描述性，為什麼這樣描述疾病的說法，可以突然間蹦出規範性的力量，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Naturalists似乎永遠都逃不了這些質疑。
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下面幾篇文章：
Boorse, 1977, Health as a theoretical concept
Kingma, 2007, What is it to be healthy?
Kingma是個很好的年輕學者，在這個領域發表了很多對Boorsian approach的批評，擲地有聲。我很喜歡她的東西，因緣際會有數面之緣，也滿喜歡她這個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