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腔北調

 每次看到坊間的語言補習班用「純正美語發音」或是「正統英國腔」當作宣傳重點，我小小的大腦都會像是被過敏源刺激到，開始感到不適，一陣一陣的抽痛，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就像中文中有所謂的南腔北調，講中國這個地理區域中，各個地方的人所說的「中文」腔調可以差異非常的大，中國的中央電視台的主播所說的中文，跟真正北京人說的中文腔調，差異大到北京人認真要講北京腔的中文時，台灣人是會以為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四川人、山西人、上海人，他們的腔調也各不相同。就連在台灣，大家也喜歡說台中腔怎樣怎樣、台南腔怎樣怎樣。如果台灣這麼小的地方也都可以有各自的腔調，那怎麼會以為美國或是英國只有一個腔調呢？連紐西蘭都有紐西蘭腔了。

主流的紐西蘭腔的一大特色是她們會把deck這種字中間的e發音發成i，也就是，DICK，中文稱做，雞雞。我實在無法形容，我去聽德行倫理學大師Christine Swanston的seminar時，聽到她老人家一直講dick dick dick時的感受——我知道她在講的字是Deck，但我還是忍不住想笑。

我最喜歡的紐西蘭腔搞笑影片在這：

Polishing your deck with this amazing product!

天外飛來一筆之結語：

語言最重要是溝通，腔調是其次。有台灣腔，表示自己除了英文外還會別的語言，比許多monolingual的英語母語人士還厲害，台灣腔有什麼不好？我個人比較在意科隆友人認為我與英國友人的德文都有巴伐利亞腔，到底為什麼可以台灣人跟英國人分頭學的德文，最後都被認為是巴伐利亞腔，這很奇怪阿！

--

臉書連結

國軍小卡

台灣國軍有小卡，美軍也有防失竊小卡。

這一兩年開始，因為一些研究計畫的關係，才開始比較深入接觸美軍對軍事倫理以及科學的態度。不得不說，美軍真的有非常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不管有沒有在台灣當過兵，大家或多或少都聽說過，上成功嶺時最好別帶太多現金。錢被偷了難以找回就算了，主動報告，還有可能把自己搞得黑到發亮。但是，在部隊中錢被偷，難道只會發生在台灣國軍嗎？難道美軍就不會嗎？答案當然是，這種竊盜問題美軍也有，而且一旦發生，美軍一樣也要花費非常大的精神來處理。

針對這個問題，美軍於1998年時在Fort Sill這個新訓中心做了一個長達十五個月的付費系統實驗。美軍的想法是，既然現金的問題是會被偷，不夠安全，那就提高安全性、降低失竊率。要達到這目標，可能的選擇有很多，比方說引入現金卡，或者是引入有密碼保護的智慧現金卡。而在Fort Sill這個中心，美軍測試的不是上述這兩種，而是指紋智慧現金卡，付錢時以指紋作為核對機制。

這個試驗非常的成功，新訓中心的竊盜問題大幅下降。

讀到這，或許大家會以為，「所以美軍就此採取指紋智慧現金卡作為部隊中的支付系統」，但這並非美軍最後的選擇。除了指紋現金卡這個可能性以外，美軍也測試了現金卡以及有密碼保護的智慧現金卡。美軍發現這三個方案在降低失竊率一事來說，功效其實都差不多，都非常的好，但是，在建置以及維護成本上來說，指紋智慧卡要有採集指紋的感應器，在1998年試驗的時候，指紋感應器用一陣子就會開始不靈敏，雖然部隊中的小賣店店員後來都能在感應器整個壞掉前就先換新的，讓部隊新兵不會有什麼不便，但是這樣子的設備成本，遠比另兩個方案高上太多了。因此，最後美軍並沒有選擇指紋智慧現金卡這個方案，大部分的部隊現在採用的是現金卡，只有少數像是在Parris 島的海軍陸戰隊是用有密碼保護的智慧現金卡。

美軍不只積極的處理這個讓士兵以及軍官都很頭痛的問題，還非常「科學」地測試不同方案，不依靠自己的想當然耳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兩點，我真的非常的佩服。美軍當然還有其他讓我折服的地方，但再說下去，就扯遠了。

總而言之，這種「防失竊小卡」，我可以！ 

--

臉書連結

常識

以前在讀Nancy Cartwright的東西時，不是很懂她為什麼會從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這樣的題目，一路走到現在，在做evidence-based policy的研究。

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Cartwright在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還有the dappled world裡面的論述，把我既往的諸多觀念都給推翻了（物理定律沒有放諸四海皆準，他們常常說謊），以致於那時我逢人就傳教Cartwright的論證。但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這題目看起來，就非常的沒有顛覆性，政策制訂得要有證據、實證經驗去支持，這不是常識嗎？哲學性到底在哪裡？跟她過去的研究有什麼關連？當時的我實在是太聰明了，完全看不出來。

後來讀的更多了一點，慢慢才理解到，Cartwright早期思考的問題，很自然的會讓她的研究發展到因果關係那邊去——如果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幾條基本物理定律就擁有全世界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又該怎麼瞭解這個世界？——Cartwright找到的答案顯然是說，所以我們要去想要怎麼樣hunting causes and using them，而到底怎麼樣捕捉，捉到的才是真正的「因」，抓到了「因」怎麼影響「果」之後，要怎麼把這套結構應用到還有其他的因素交互影響的情境，這些也都是大問題。

但，最近更大的領悟大概是，evidence-based policy 不是常識。很多政策其實是hsiangdanranger-based policy ，翻譯成中文可能有點聱口——以想當然耳為基礎之政策。

--

臉書連結

你的傳統、他的傳統、誰的傳統？

 今天吃午餐時，遇到了同一層樓的歷史學家同事。打了招呼後，我倆便坐在一起吃吃一點都不令人感動興奮的午餐，她吃便利商店買來的三明治，我吃著在樓下搶到的免費食物（所以我的午餐可能還是有點令人興奮啦）。

我喜歡待在象牙塔的原因，跟名或是利沒有什麼關係，象牙塔最好玩的地方在於，這個塔內收集了各式各樣充滿好奇心的宅宅，泡個咖啡、吃過午餐，這種再也無法更平凡無奇的事，也有可能學到自己完全沒想過的知識。

今天這寒酸且悲愴的午餐佐的是猶太教與Monasticism(修行)。三明治女孩說道，舊約聖經還有其他典籍中明明就有關於這樣子的文化的記載，而且從這些典籍來看，Monasticism其實在當時還滿流行的，為什麼後來很少人討論Monasticism與猶太教，這實在是很有趣的問題。

我說我對這問題毫無概念，我對所謂的猶太教傳統的了解，大概就是ultra orthodox的猶太人會戴很奇怪的圓圓毛帽(shtreimel)、耳朵旁邊會有小辮子⋯⋯

Fig 1. 網路上隨便找到的shtreimel們

「是囉！這也超級有趣！很多ultra orthodox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傳統根本不是『猶太』傳統。我有的時候都覺得我這個歷史學家實在太邪惡了，都在戳破別人的小泡泡。他們那種ultra orthodox猶太文化，其實是從波蘭文化來的，猶太人到處跑，有一批就跑到波蘭去，那，波蘭很冷嘛，所以他們就跟著戴毛帽啊什麼的。那你說，我最近研究的這個題目，他們會說這是真正orthodox嗎？我看是不會啦。」

不知怎麼，我突然覺得，現在社會那麼亂（？！），就是像三明治女孩一樣邪惡的歷史學家太少了。傳統、道統，到底有多少是後人虛構妄言的，沒有這些邪惡的歷史學家，我們倒也還真的不知道。畢竟，以研究這個猶太教與monaticism來說，基本的語言門檻就不是一般社會大眾可以達標的（古希伯來文、古希臘文，拉丁文是基本）。

只能說這頓物質面上來說極其困頓的午餐，在精神面上實在是太法喜、太殊勝了。感恩！讚嘆！

--

臉書連結

知情同意

 最近常常在想， 如果知情同意很重要、沒有他人的知情同意就擅自替人做決定會嚴重侵犯他人的自主權，那生孩子這件事情，大概是我們可以侵犯他人的權利中，最嚴重的罪行吧——沒經過小孩同意就把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

當然，很多人會說，被生下來是很美好的事情，永遠都比沒被生下來好，所以不用先獲得「正式的」知情同意，我們也可以「預推」小孩一定會在知情後同意來到這個世界。

坦白說，我很懷疑。

Über alles nicht

 去年年末，遠在美國的德國朋友M飛到墨爾本來開會。趁著空檔時間，找我當地陪一起在市區亂晃。墨爾本雖然算是國際知名的都市，但畢竟位處於南半球，大部分的人沒事還是不會特別造訪。或許是因為這層因素，雖然M常常東奔西跑到處開會，這也是他第一次到墨爾本（其實也是第一次到南半球）。

那天的天氣非常的好，陽光普照，但不會太熱，只是紫外線依舊可怕，每過一小時就要補上SPF50+的防曬，不然被曬到的地方馬上會開始發癢。我們沿著墨爾本的河岸散步到海邊，閒話家常、講著現在學界江湖如何險惡，八卦講著講著，一不小心就忘了下午還與另一個工作上的朋友有約。

注意到時間時，我們已經不可能靠走的準時走到與朋友約定的地方，我只好掏出手機，安裝uber，試著叫叫看uber。雖然我不是沒搭過uber，但每次搭都是朋友訂車，那次是我第一次使用uber，有些不安心之餘，擔心遲到又讓我更加緊張。畢竟，這不是赴一般的朋友之約，是赴工作上的朋友之約。

我笨手笨腳的在APP上定好了位置，叫好了車後，卻怎樣也看不到手機上的小汽車標示往我們這邊靠近，他就一直在附近打轉。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手機APP出錯，還是司機認真的在鬼打牆。等著等著，便開始覺得uber的品質真的是很參差不齊，而時間一分一秒在流逝。後來操著中東阿拉伯語口音司機靠著內建的撥號系統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真的不知道怎麼開到我定位的位置，我只好和朋友走段路去找他......至此，我真的覺得，uber的品質實在是太幽默了。

那時也沒多細想什麼，找到車後就請司機快點開車，然後我與朋友自顧自的聊天。聊著聊著，司機突然插話問我們是不是來開會的學者，還是出差的律師。被如此問到，我和M兩個人當下其實很錯愕，因為我們那天只是出門玩，穿著就是一般觀光客的樣子而已，也沒有拿公事包什麼的。我很疑惑地問司機，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學者。他的回答是——我聞得出你們這種人的味道，我以前接觸多了。我在阿富汗喀布爾時是出庭律師（Barrister）。因為塔利班，所以申請難民庇護，和太太及子女移居澳洲

我跟M對看了一眼，讀出彼此複雜的情緒。

或許部分出於愧疚，覺得方才等車時不該有這麼多負面情緒，也或許是因為真的沒有料想到這位uber司機其實也是高知識份子，想要多瞭解他怎麼看待塔利班、看待西方介入、看待伊斯蘭、看待阿富汗，M開始聊起了先前看過的一部拍喀布爾的紀錄片，聊到七零年代的喀布爾真的非常的美等等的。這趟uber，突然就變成了奇妙的知性之旅。

「你不想再當出庭律師嗎？」M問。

「出庭律師的刀與劍，是語言，是文字。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再怎麼努力，都無法在這邊成為一樣傑出的出庭律師。而且，經濟上，我也沒有餘力準備澳洲的法律考試，我連合法執業的資格也沒有。」

我們以為，自己是誰呢？其實，我們現在擁有的，也只是偶然。倘若戰事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或許，我們也與這位前律師一樣吧。只能把握在異國的任何機會，活下去。

在納粹時代，德國的國歌有一段是這樣唱：「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意思大概是「德國、德國，優於諸國」在納粹垮台後，這段洋溢著亞利安情節的歌詞，當然也被從正式的國歌中拿掉。在現在，如果對著有受過教育的德國人唱這句「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運氣如果不好，對方比較嚴肅一點的話，接下來可能要聽個十幾二十分鐘的訓話。但那天的uber機遇，讓我腦海裡一直響起這段歌詞。到底誰優於誰呢？沒人優於任何人吧？很多時候，我們能追求自己的熱情所在，而不是為五斗米折腰，不過就是運氣而已。

「Wir sind über alles nicht.」 下車後，我跟M這麼說。然後他笑了。

--

Why refugee doctors became taxi drivers

https://edition.cnn.com/2017/08/09/health/refugee-doctors-medical-training/index.html 

--

臉書連結

隔行真的如隔山

 以前對隔行如隔山可以隔到什麼程度，我的想像約莫是數學家與史學家溝通或許會有困難，但是數學家大概可以和物理學家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但後來，我才發現，隔行如隔山，那一行，遠比我以為的要來的窄的多了。不只我的數學家朋友聽不大懂我的理論物理學家朋友在幹嘛（我以為都很「數學」阿），其實連哲學家都未必知道別的哲學家到底在研究什麼。

最近這幾天有篇文章，在我小小的同溫層裡不斷的被轉載。大意就是，有位在美教書的中國籍的教授開除了自己的學生，失望之餘，她寫了這篇文章解釋，為什麼自己最後做出這樣的決定。其實整篇文章寫的懇切，適合搭配著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起讀。然而，不知道是否是因為這位教授專業並非語言哲學，文中一段提到維根斯坦的Tractatus之處，詮釋的方式，非常有問題。

她說道：

在做學問上，「凡你能說的，你說清楚；凡你不能說清楚的，留給沉默。」（維特根斯坦，Tractatus）在一知半解的時候，你胡說，那叫「擴散無知」，是害人、誤導，是浪費別人生命。

但Wittgenstein未曾說過這句話。我想這句話大概是想要講Tractatus中的Proposition 7: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當無法言說時，必須靜默。所以，單就是「引用」來說，這位教授在文章如此書寫，已經構成了「『擴散無知』，是害人、誤導，是浪費別人生命。」

其二，對Wittgenstein的Tractatus稍微有點瞭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Proposition的詮釋雖多，但要能與其他諸多Propositions相互呼應的詮釋，並沒那麼多。而將之詮釋成這種做學問的道德，很遺憾的，大概不是其中之一。所以，再次的，這是「『擴散無知』，是害人、誤導，是浪費別人生命。」

套這句「凡你能說的，你說清楚；凡你不能說清楚的，留給沉默。」，我其實不大懂，為何不就清清楚楚地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第二．十七》就好了。為什麼要刻意引個在中文世界不大知名的Wittgenstein，而且還引錯呢？

至於這個Proposition到底真正是在說什麼？Philosophy Now的這篇文章介紹的很不錯，我就不再多言：

When everything that can coherently be said about everything has been said, there remains the unsayable, or at least the unsaid – and perhaps also the not-to-be-said, whether from disinclination or prohibition. ‘Mystical’ in English and mystisch in German, from the Greek, have all four senses. The root of ‘mystery’ is muo, ‘to close or to keep shut’, used mainly of the eyes or the mouth, and there are obviously several reasons why one might keep one’s mouth shut. On the one hand, one might have nothing to say. On the other hand,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a) one might not be able to think of the words in which to say it; or (b) one might wish not to say it on some particular occasion or perhaps ever; or (c) one might be forbidden to say it, or have sworn not to do so. The Greek Mysteries were mainly of this last sort: there was a communicable doctrine, but it was esoteric, and insiders were enjoined not to speak of it to outsiders. (It is said that when one of the Pythagoreans reveale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 square root of two, the others threw him off a cliff.)

Schweigen (‘be silent’) has elements of all these senses in German but, especially in conjunction with darüber, also some additional overtones. One of the overtones is musical: schweigen as used of a musical performance is to end or to cease: it stands for the falling-sil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a work – for completion, for satisfaction, also perhaps for regret. It is a powerful last word for a book whose structure, according to Erik Stenius, is musical. (There is nothing contradictory in the idea that it might be both religious and musical, like a Bach chorale.) Schweigen however also stands for a sort of civilised reticence: there are things one doesn’t say, that one doesn’t draw attention to, that one passes over in silence. And then there is the silence of the Law: darüber schweigt das Gesetz; “about this the law says nothing” – here you are free to draw your own conclusion, to do as you please. Kant’s project in the first Critique seems to have been (among other things) to show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reason and hence concepts that escape its law – concepts that we can adopt as regulative, that we can cherish as grounds for hope. Similarly Wittgenstein’s project in the Tractatus is clearly to show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language and to its law. Wittgenstein wrote to Ludwig Ficker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ok was the part that was not written. As I once put it in another context, “instead of being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what logic and language include, Wittgenstein by this account cared about that only because it showed what they exclude; rather than drawing the outer boundaries of speech, he was drawing the inner boundaries of silence.”

Tractatus

--

臉書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