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不做蕩婦的權利，算不算解放？

最近看了一些關於輔大心理系討論，我覺得這中間有個很大的癥結點，其實在於夏對所謂的「正視情慾的流動」的看法。

我大概瞭解到，夏其實是從性解放的角度要去看待這事件，希望大家可以接納情慾的存在之類的。但正視情慾的存在跟要求別人「必須要在性生活積極主動」這種事情，中間差異很大。這只是把既往的對女性情慾的壓抑，改變成對女性不想成為性生活上的積極主動者的壓抑。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把女性解放出來。用難聽一點的話說，以前是「女性非得當貞女」，現在變成「女性非得當蕩婦」。前者可以說是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後者可以說是夏權對女性的壓迫。

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暨哲學家Amartya Sen就對這種問題做過研究。他是個印度裔的學者，非常關懷要怎麼樣瞭解到底一個地方的發展好不好、進不進步、自不自由。GDP在學術圈早就已經沒有人當成是一個衡量發展的好指標，只要知道計算GDP的公式，就會知道GDP能反映的東西太少了，而且也沒有辦法呈現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富不均問題。做街頭問卷問問人民幸不幸福？如果去北韓做「幸福指數」調查，我看指數最高的不會是尼泊爾，大概是北韓吧。國內有些報章雜誌很愛用尼泊爾、不丹的「幸福指數」去論述所以收入什麼的沒那麼重要，還是可以很幸福、有另外一種層面意義上的發展，也是很幽默的事情。因為不知道自己過得很慘所以覺得自己很幸福，這叫被洗腦，不叫真的很幸福。比方說在孟加拉大饑荒發生過後的1944年，印度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只有2.5%的受訪寡婦認為自己很慘，但有高達48%的受訪鰥夫覺得自己很慘，為什麼？最可能的解釋是，因為在印度次大陸上，寡婦長期營養不良、不被尊重，所以遇到大饑荒，她們也不覺得自己真的慘。但她們慘不慘？她們的生活條件，真的慘。

Amartya Sen很早就發現這問題了，GDP不能用、問大家你覺得自己幸不幸福也會遇到洗腦問題，那怎麼辦？那要換個方式，從「到底能做什麼」（capabilities）、有沒有選擇的角度去看。

在一個不自由、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人民可以有的選擇就少。以不吃飯來說，饑荒受災戶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餓肚子。但家境比較好的甘地餓肚子就不一樣了，他是可以選自己要不要餓肚子的。所以雖然一樣是不吃飯，甘地還是比較自由的，甘地可以選要吃飯，還是不要吃飯。所以甘地選擇絕食抗議時，雖然餓著肚子很痛苦，但我們不能說甘地承受的狀況跟饑荒受災戶一樣。

以前的社會在女性性權上的不自由也類似。以前的女性在若是在性生活上積極主動，不只會遭來訕笑，還可能被「處罰」。現在比較進步的原因，並不是每個女性「都在性生活上主動積極」，而是女性比較能夠可以選擇是否要有積極的性生活，不想要的話，也可以待在家裡看看電視看看漫畫，或是陪陪家人。如果強迫每個女性都要在性生活上積極主動，認為積極主動才是唯一的正道，這樣不就剝奪了女性不想要積極主動的capability了，不是嗎？

這樣，豈是真正的解放？

這樣的論述，其實在Sen 1980年的Equality of What? (你要我用很直白的話翻就是「啥的平等？」）就有提到，都已經三十六年前了的事情了。「啥的平等」是70~80年代非常重要的大論戰，因為有人覺得是「機會」要平等，有人覺得不該談機會，而是別的東東要平等，像是「資源」才是我們要重視的。有興趣的人自己可以查查，有N多篇用一樣的標題（equality of what）發表的文章，當時參戰的都是一方之霸，思想很深邃，不管是讀誰的論述都滿有啟發的。不過，可能隔行如隔山，輔大心理的老師們沒有接觸過這方面的論述吧。這在政治哲學中是非常基本的常識。

孟加拉大饑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gal_famine_of_1943 

Amartya Se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artya_Sen 

Equalit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quality/ 

減法哲學

最近這幾年台灣流行起了「減法哲學」這種東西，另外一個很常見稱呼則是「斷、捨、離」。簡單說起來就是，把不必要的東西從自己的生活中移走，讓生活的空間更加清爽。嗯，這類的「哲學」書泰半都與居家整理術還有室內裝潢有關。 

根據我自己不準確的統計（其實根本沒有做過統計），一般來說，大眾流行的東西我通常都不大喜歡，減法哲學這種東西，是難得大眾流行，而我也深深認同的。只是看過我的房間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個人對於在居家收納上實踐這種減法哲學的興致沒有很高（過於懶惰；書啊論文阿可樂啊餅乾啊，還是亂灑在電腦附近這樣感覺溫馨又方便。我媽曾因此覺得應該訂作一個大餅讓我可以掛在脖子上一邊讀書一邊吃，母愛的光輝真是令人動容啊。）。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在我的工作上與教學上實踐這門減法哲學。 

剛離開台灣到國外時，我一直有一種書讀得不夠多的自卑感。我覺得洋人同學們在課堂上之所以可以問出很犀利的問題，一定是因為他們母語是英語（或是語系跟英語相對相近），讀過很多書、念過很多論文。但後來幾次跟同學聊天，我才發現問題根本不是書讀不讀得多，而是讀不讀的對、精不精——我讀過好多他們讀都沒讀過的東西。甚至後來開始出門開研討會，跟與會的學者聊天時，我才發現原來有些我以為是常識的東西，在國外一流名校拿到博士的學者也未必讀過。有次我跟一個從牛津畢業的朋友聊天，講到以前的人不知道其實「晨星」跟「昏星」都是同金星的話題 [註一]，這個討論、相關的文章，其實是我在大一時就讀過的，但是對方聽得津津有味，還問我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多讀一點哪些文章。 

我滿訝異的。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常識嗎？怎麼會有牛津畢業的學者不知道？（類似的景況，也發生在我跟MIT之類的學校出來的學者聊天時。這方面，我覺得跟英國或美國訓練模式的差異，比較沒有關係。這可以另文討論。） 

又過了一陣子，我才領悟到，其實這哪是什麼必須要知道的常識。朋友的領域又不是語言哲學，有什麼必要要知道這些討論？他只要專心在自己的倫理學領域，好好思考他要處理的領域就好了。我以為這是常識，只是我以為。而且，知道這樣程度的討論，也沒能讓我在語言哲學領域中作出貢獻，充其量，它帶給我的就是吃飯喝酒時，可以跟別人閒聊，讓人覺得「哇～你好聰明噢～怎麼什麼都略懂～」而已。 

最近跟另外一個朋友聊天，聊到朋友孩子在國外上小學的狀況，朋友說其實觀察下來，孩子的學校沒有像台灣一般學校那麼在乎「進度」，他們可以一整個學期就演一齣愛麗絲夢遊仙境，也可以兩週時間就寫一個作業，他們在乎的不是塞給小孩子多少資訊，他們在乎的是從中小孩子培養了什麼能力。比方說，花上四天的時間讓孩子瞭解數學圖表的意義。 

這個作業是這樣：老師稍微解釋長條圖、圓餅圖、折線圖後，請小朋友回家做「用水量調查」。小朋友要自己統計，然後想要怎麼好好呈現出統計出來的數據。 

老師設計統計表上的項目有：洗手手幾次、便便沖水幾次、洗澡澡幾次、用洗碗機洗碗幾次、在流理台洗碗幾次、煮開水幾次等等等。另外當然還要有各個項目的耗水量之類的。 

Fig 1. 老師設計的統計表。家裡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要乖乖參與喔！

這些東西小朋友在家裡面統計三天後，最後一天自己要想，要用什麼樣的圖表呈現如各個用水項目使用頻率、佔總耗水量多寡之類的問題。要分析一下家庭用水量的分布狀況，看是大便沖水佔最多比例呢？還是洗碗機洗碗佔最多？之類的。 所以，四天，一份作業。 

Fig 2. 老師設計的問題

老師設計的問題其實也不是只有數學，某意義上來說還跨到了地理、公民（第三問：你家的水是哪邊的蓄水池、井來的？第四問：英國地區一人平均每日使用八十升水，你用的比這個多還是少？）

朋友分享完後問我「我們以前是什麼時候學圖表的？我們是怎麼學的？」我想了想，好像也是小學時有稍微學到，但通常就是長條圖加加減減，圓餅圖的話大概就是什麼睡覺時間佔了餅圖的百分之三十的話，等於睡了幾小時這樣的教學吧。其實認真想，台灣學的又快又多，比起朋友女兒的花四天才弄這樣一個統計表，我們累積的知識可多得多，我們還練習了一天有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乘以百分之三十的高難度乘法勒！（我覺得朋友的女兒應該還是無法做到我們那麼超群的數學運算能力XD） 

朋友聽完大笑。但我們兩個心裡其實都覺得，這不好笑啊。我們都考過雅思，都知道很多在台灣已經拿到碩士學歷的學生對如何分析雅思的圖表題感到無比挫折，但朋友的女兒才九歲，就在這個實踐斷捨離哲學（？）的教育環境下，學習怎麼使用統計跟利用圖表。 

我們知道，等孩子跟我們一樣到了十八歲時，她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唸書唸到可以把清朝所有年號都在腦袋中轉換成西元紀年（我說真的，我到現在都還知道道光二十二年簽訂南京條約，換算為西元年為1842年，我也還知道大明崇禎十七年是1644年，因為歷史考試會考。），她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知道美國各大農業帶氣候特色。她的所知道的「資訊」，肯定是會遠遜於我們的，畢竟我們花一天做完的背完的，她所在的教育體制希望她是用四天來深刻理解與體驗。不過，十八歲時的她，分析能力、找尋資料佐證（反駁）自己觀點的能力，大概會比大學畢業時的我們還要來得出色吧。 

我想，台灣教改一直無法成功，很大一方面就是無法真的執行斷捨離吧。每一科的專家都覺得這個重要那個重要，每個都是學生應該知道的常識。弄到最後就變成了，學生被灌輸了很多資訊，卻來不及培養駕馭資訊的能力。但其實，有了駕馭資訊的能力以後，學生自己也能在課堂以外找尋專家學者們覺得重要的資訊啊。 

跟朋友聊天聊到最後，我們歸結（！）出一個結論：「台灣學生雅思寫作普遍寫得很爛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在廁所統計大便沖水幾次。」 

補記： 關於到底什麼是常識，我真的越來越搞不懂了。

我有另外一個好朋友，大學時讀牛津，成績好的不得了，好到他的學院給他每週兩次免費吃正式晚宴（請自動帶入哈利波特電影中的吃飯畫面）的特權之外，牛津的All Souls College也曾邀請他參加徵選為All Souls College的院士的考試（這只有各領域成績最好的牛津大學生會受邀，不是你想報名就有人理你），只是學術生涯上的考量讓他不想繼續待在牛津，就跑到the other place了，現在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是顆閃耀的新星。 

不過，有次我們一起吃飯，他問我「神經跟血管不是同樣的東西嗎？」我吃下的馬鈴薯泥差點噴到他的臉上。真是，好險好險。我當下的反應當然是怎麼會有人連這種常識都不知道，但後來又想想，為什麼一個中世紀語言學家要知道這個？難道他知道這事情就可以自己幫自己開刀嗎？他知道這個比起他花時間學冰島文要對他的人生有幫助嗎？ 

又有一次，我跟另一個劍橋的流行病學家朋友在一間餐廳吃飯，餐廳的屋頂是呈現金字塔狀的。我那朋友堅稱屋頂跟地平面的夾角是六十度，我只好用我卓越的（！）高中三角函數知識，在衛生紙上寫算式，（不嚴謹的）證明絕對不可能是六十度。我很厲害對吧？可是人家三角函數很爛還是拿到Pfzer給的全額獎學金，而我人生第一次真的在考試以外的範疇使用三角函數就是證明給Pfzer獎學金得主看屋頂跟地板的夾角不可能六十度...... 

我還是認同，不管是學什麼、做什麼職業，都還是要基礎的常識。但到底什麼東西要列為常識，其實我越來越搞不清楚了。我比較清楚的大概是，囫圇吞棗絕對不是好事。寧缺勿濫。 

最後，感謝朋友幫忙從垃圾桶把小屁孩的作業撿回來，讓我附在這篇說好不要再寫長文結果又變很長的廢文上，跟大家一起思考教育的其他可能。

此外，請讀者留心，朋友的孩子的小學的狀況，不能推論到「英國的教育狀況」，更不能推論到「歐美的教育狀況」，這個推論做得太遠也太粗糙了。這邊分享朋友的孩子的作業，只是想要說明，在英國，有這麼一間小學，他們是這樣教育小孩子的。我要如此強調是因為，只要對英國教育體制整體狀況有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實英國的教育體制整體來說也有許多問題。我無意要論述英國教育體制整體來說比台灣好，這不是我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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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因為金星會分別在早上跟下午出現，但古代人以為早上的那顆跟下午的那顆不一樣，所以早上時的金星被叫做晨星，下午時的叫做昏星。哲學家會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原因在於，明明晨星昏星指涉到都是金星，沒有人會質疑「晨星是晨星」是真的 ，可是在面對「晨星是昏星」這樣的命題時，許多人卻不敢直接大聲說沒錯。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閱讀Gottlob Frege的On Sense and Reference，欲罷不能的話可以在讀讀Bertrand Russell的On Denoting、Saul Kripke的Naming and Necessity。

所謂的多元學習、所謂的gap year

最近蔡英文提到，別急著唸大學，可以先出社會好好認識自己，或許會比直接進大學要來的好。我其實是很認同這樣的想法，但五六年前的一段往事，卻讓我對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將這種「非主流」模式變成「主流」，抱持著一定程度的保留。 

我有個朋友在高職畢業後選擇直接投入職場，雖然他對他的工作有很大的熱情，薪水也不錯，但是工作的性質是比較需要勞力，也有受傷的風險。五六年前，他身上突然開始長起水痘，一種奇怪的、不知道成因的水痘，破了後無法癒合，還發高燒。這樣的狀況，當然無法到工地工作，畢竟，要是不小心被劃傷，傷口可能也無法癒合。那時無法出門工作，朋友心裡便想，或許還是報考大學，做個可以在辦公室的工作吧。至少，如果這個病好不了，也還是能工作養家。 

寒假回家時才知道這一切，就找了些高中的教材幫忙他排定一些學習的進度。我一直都知道，雖然朋友的學歷比我要來得低，但他比我聰明得多。但那聰明程度的差異，是在教數學時我才深刻了解。

我還記得，那時我向朋友說明為什麼給定一個 f(x) = y的函數，我們不可能在座標系上畫出一個圓形之類的圖案，長得像是sin波的圖案是可能出現的（以f(x) = x+1為例，將x帶入1時，我們不可能會得到2以外的結果；但若f(x) = x^2，那帶入1或是-1我們得到的值是一樣的也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這個道理，我知道，很多台灣的高中生到高三畢業了都還不懂，都只是背起來而已。但我朋友在沒有任何提示的狀況下，馬上就說了：「那我改成f(y)的話，你剛剛說的這種圖形（把sin波往左翻轉九十度）是可以成立的。」 我沒有誇大，真的是馬上就舉一反三出來的。

那天晚上，我跟他說網路上有一些資源可以看，像是耶魯的開放式課程，有配中文字幕，不用擔心英文問題。我們一起看了賽局的課程，在裡頭，教授問到一個賽局的經典問題「你知道全班的人都可以從0~100選一個數字，要贏這個遊戲，你要選出你認為最接近所有人選的數字加起來平均再乘以三分之二的值（這個所有人包含自己的選擇）」就在我還在想這到底要怎麼「猜」的時候，朋友馬上就說了「一定會比67小，因為假設所有人都選100的話，那乘以三分之二大概是67，所以選高於67的人都是智障。只要大家知道這點，那這個數字就會一直變小。但我猜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有發現這點，所以我猜可能最後的結果會在10左右吧。」這完全就是最正確的推論過程，而下一段影片告訴我們，朋友猜的結果，只比最後的結果多了一點，最後的結果是9。朋友的學歷是高職夜間部餐飲科畢業，而那時的我在台大唸書。 

後來寒假結束，得回到台北，沒念過高中的朋友要怎麼準備學測？沒有到一般高中旁聽的機會，而外面的補習班也不大願意收這種大齡學生（他抽煙；或許他的學歷也讓補習班敬而遠之吧——高職夜間部學歷以及傲人的（？）社會大學學歷），最後才終於找到一個辦重考班的補習班願意收。 

其實也是這段過程，我才發現，在台灣（或許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也都是），要走比較不一樣的路代價有多大。如果不直接往上升學，先出去工作，那很可能根本連銜接教育的單位都找不大到，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又要怎麼好好的談進修？當然，或許朋友可以重頭從基測考起，重唸一個高中，但這樣的做法，想也知道有很多實際上的問題。第一當然是時間成本上的考量，高中生活中的社團活動、運動會等，對這樣的學習者來說都是早已體驗過，所以不需要的，第二則是，要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跟十五十六歲的學生一起學習，中間心智年齡、學習動機、人生進程的差距，也很難讓人認為這樣的作法是最好的做法。 唸較為後段的大學？我們也知道那教學品質與同儕學習動機跟我朋友這樣的人想要的，中間有不小的差距。

台灣目前最多人選擇的升學方式，當然有很多問題。許多人其實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這種不知道方向，只是盲目的努力，到底會是苦盡甘來還是緣木求魚，誰也說不準。有個gap year或是先出去工作幾年，出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誰，或許在許多層面上對未來的求學與職涯都有所助益，但是我們的社會、教育體制，好像還沒準備好。具體要怎麼幫助，還沒有很多的討論。會不會弄到最後，前幾批人試驗過後，留給後人一個「成本太高」的感覺，變成了幾乎形同虛設的選項？ 

後來，重考班的進度實在太快，教學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預設學生早就學過了（合情合理），著重在解題之上，聰明如他也無法跟上整個進度——數理還行，但國文、英文等需要背誦的科目，實在無法。最後，他的怪病自己好了起來，他便返回自己最熟悉的職場，做他所說的「超巨大一比一樂高建築遊戲」工程，而成家立業以後，要養家養孩子，現實的考量讓唸大學一事，就暫且從他的人生中消失了。 

我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投胎是門高深且重要的學問。我在澳洲的好友跟這位朋友類似，都是過於聰明所以便先去工作了。朋友高中畢業後就自己當程式工程師賺錢，跟我這位在台灣的朋友差不多年紀時，突然想才念大學。他當時已經有了孩子，但因為澳洲的福利政策，給予他許多生活上的支援，生活雖然不是非常優渥，但至少可以讓他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進入澳洲最頂尖的大學當個大學生，主修數學、物理，以及哲學，然後一路從大學唸到哲學博士班。現在，博士還沒畢業，朋友已經出版了三篇學術論文在領域內的好期刊上了。

我不知道，蔡英文說了這些想法後，有沒有指派幕僚在做相關的配套制定。沒有這些支援，我想，許多像我朋友一樣的人，終究很難得到相關的教育資源，進一步在他們有興趣的領域深造。我朋友，即便展現出耶魯學生的資質，在當前的狀況下，他還是沒有機會深造。我們很幸運，很幸運至少我朋友仍有一份他很喜愛的工作，累歸累，但成就感什麼的，也沒有比較少。

只是，難免會有種，「現實」是頭可怕的巨獸，的感覺。 

真假自由

自由一直都是哲學裡面很重要的課題，形上學家愛談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有的話，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有自由意志；倫理學家跟政治哲學家也很愛談自由，只是這種自由常常不是在問自由意志，有的時候問的是人有沒有做某某事情的自由（比方說墮胎的自由、決定自己未來生涯規劃的自由），有的時候則是在問如果必須要有政府，那政府在什麼時候可以干預人民的生活（干預某意義上來說就等同是限縮了自由），又或是，怎樣的干預可以說是不違反人民的自由，等等等等等的。千奇百怪的問題，都有可能被提出來。我最近特別有興趣的話題，跟上面這些都沒有關係。這話題在說的是，有些自由可能是假的（或說是虛幻的）自由。

就拿瑪麗伍爾史東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來說吧。伍爾史東考夫特生活的那個年代，很多女性沒有辦法愛去哪裡就去哪裡，婚前要出遊要父母首肯，婚後要出遊則要丈夫首肯，更不要談其他生活面向了。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的女性是沒有自由的。但伍爾史東考夫特不大一樣，她的父母跟丈夫基本上都不大管她，她愛幹嘛就幹嘛，就算真的要「請示」，基本上也都是會批准。跟很多同年代的女性比起來，她真的很自由。可是，從某個角度來看，她也沒有真的自由到哪裡去。因為她的自由不是奠基在她自己的自決上，她的自由自在是仰賴她的父母、丈夫的開明之上。她的自由隨時都可能被「收回」。這種隨時可能消失的自由，怎麼能稱得上真正的自由？她的生活依舊受到他人的支配，她依舊不是她自己的主宰。伍爾史東考夫特離真正的自由，還是差得太遠了。

這樣的論述豈止是在說真假自由。我總覺得同樣的道理，可以放在其他的脈絡下，比方說，一個人是否真的擁有的他認為他所擁有的物質財產。很多人都在說要跟某某政權合作才有未來，這未來我當然理解，是在講經濟上的未來，先姑且不論是某真的經濟上這樣真的可以有好的未來，就算真的在收入上有所增長，當某某政權滲入了臺灣以後，那些「財產」還真的是自己的財產嗎？還是說，那些財產就像是伍爾史東考夫特的自由，當某某政權一聲令下說要收回，就得雙手奉上？我想很多在某某政權底下多年的人非常的清楚這個道理，所以才會拼命地將可能隨時被收回的財產轉移到別的國家。台灣許多人看到這些裸官的新聞後，依舊大聲疾呼要跟這樣的某某政權走在一起，甚至是統一，我還真是不大能理解，背後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不過，這個支配、被支配的觀點，想想，好像倒也不是真的那麼牢靠。畢竟人生在世，就算不是支配或是被支配，總也是依靠或是被依靠。很少人真的可以單獨存活於這個世界上。而比較有法治、人權的地方，某意義上來說也不是真的提供了一個完全沒有支配、被支配關係存在的生活環境，只是提供一個相對牢固、相對不會莫名其妙就干預個人生活的環境。

但總是，如果能選，還是按照這個大原則，選個相對「真」的自由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