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問我對教改與階級流動的看法是什麼，坦白說我覺得問我這個問題很奇怪。因為如果這問題真正要問的是教改有沒有促進階級流動，那應該要問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吧？他們才有足夠的知能去做統計設計，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真正能回答的問題，是一個階級流動相對低的社會是否一定是不好的社會，因為這邊的好不好就跟政治哲學比較相關。針對這問題，我最近剛好也滿感興趣的，因為我覺得個滿棘手、滿迫切的問題。
為什麼棘手與迫切呢？因為我的經濟學家朋友告訴我，階級固化其實所在難免，即使是有相對公正的考試選拔制度亦同。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X二代，也就是官二代學二代與富二代，官二代就是兩代都當官，學二代則是兩代都當學者，而富二代則是兩代皆富。大部分的人一聽，直覺大概是，這三者中，一定是學二代比率最低，因為當官的「感覺」就能安排子女當官，有錢的「感覺」兒女也沒那麼容易一代內就敗光，學者「感覺」就是自己也要很努力才行，跟前兩者不一樣。答案是，按照目前有的資訊，學二代比率最高。
朋友在飯局上宣布答案時，所有的人都感到詫異無比，怎麼會是學二代呢！但她笑著問我們：「我們今天這桌飯，有任何人沒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嗎？以後成家立業，你我的子女平常接觸到的叔叔阿姨，不也都是我們這幫人嗎？」
當下這記棒喝，把我們都給打醒了。是啊，我們常常用極度個人主義的觀點去看待自己的學習過程與成就，以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忘記了家中往來的長輩等也都會深深影響我們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率。好比說，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如果覺得數學很無趣很沒用，我只要一通電話就能請經濟學家朋友給孩子各種「其實數學很好玩很有用喔」的家教，這種家教說真的不是有沒有錢能請得起的問題，而是一般人根本請都請不到。
我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台成清交以及有海外名校學歷的，平常聊天的話題對很多人來說也是高來高去（但我們真的只是覺得這些話題有趣），潛移默化之下，我的孩子要對學習不感興趣、課業成績不太出色也是滿困難的。更何況智力相關性徵有高度遺傳性，這樣內在外在條件加總起來，學二代比率高是合情合理。
但這就導致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台灣到現在還是有非常多人「感覺」教育可以促進階級流動，而且這也該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但根據我經濟學家朋友的研究，還有我無聊向親朋好友詢問交友狀況得到的回應都表示，長久下來，階級固化是所在難免，聯考或學測怎麼改都一樣。除非我們要把整個社會弄得像柏拉圖的理想國，固定時間大家交配，確保沒人知道孩子的爸是誰，讓每個參加過交配大會的男性都把每個新生兒當成自己的去照顧，徹底斷絕家庭的社經背景孩子的影響。只是，我們又孬，不敢這樣主張。
但一個階級越來越固化的社會一定就不好嗎？這倒也未必，我覺得關鍵在於這樣的社會有沒有相應的機制去照顧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民眾。
Noblesse oblige這個機制就非常有趣，而且我也認為是個階級固化已然成形的台灣社會急需了解的概念。這個概念在中文中常常翻譯成貴族義務，跟西方傳統的「有權利就有相對的義務」這樣的right-duty framework有很密切關係，唯一差異在於，貴族義務通常講的是特權（privilege）而不是權利（right）。
這個概念要說的是，出生於貴族之家往往給人諸多特權，像是可以上學、可以影響政局等等的，總之就是除了贏在起跑點外，一路上能量棒跟遞運動飲料的人還比別人多，隨便都是人生勝利組。但是作為勝利組，要時刻提醒自己，除了享受從他人手中拿到能量棒跟運動飲料的特權外，自己也該肩負起只有勝利組的貴族們要負擔的特殊義務。所以出生在西方傳統的貴族世家不一定那麼勝利（爽），往往，這表示從小就接受極其嚴格的教育訓練，以便日後貢獻社會。
台灣社會雖然沒有貴族制，但這個精神還是很值得學習。出生在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家庭享有了各種父母積攢的文化資本，這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人權；享有特權就該承擔相應的義務，去幫助他人、去貢獻社會。
我說不上什麼聖人也沒多勝利，但這確實是我長期協助社區教會幫忙教難民背景的孩子寫作業的原因之一。我所擁有的一切，有太多都是來自於我的運氣——在國外生病搞不清楚要買什麼成藥、要怎麼吃藥，丟個訊息就有人回我；學習寫程式不懂為什麼我的程式跑不動，code給朋友看，一下就有答案；出門開研討會因為窮沒地方住，所以當地的朋友賞我個沙發睡——我有的這些，當然一部分也是我平常廣結善緣，但我很明白，我有機會去結這些緣，一大部分是因為我從父母那獲得的特權。如此不知感恩，不盡可能用我透過這些特權獲得的能力與資本幫助運氣未必那麼好的人，真的不是我。
話又說回來，如果階級固化所在難免，那教改什麼？庸人自擾？沒事找事幹？我會說，教改改得讓有不同長才與性向的孩子有更多機會認識自己，不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