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我對於許多「進步」發言多有保留，甚至是覺得有些過分了。
好比說，雖然我能夠理解，為什麼許多人一聽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種保守言論便會跳起來，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說這是個「父權壓迫結構」，說出這樣的話的人很不該，但每每家中長輩說出類似的言論時，我總有種也不能太過苛責長輩的感覺，畢竟，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便是如此。
最近聽了Susan Wolf的演講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有這樣矛盾的感受。原因很簡單，我把「批評」與「譴責」這兩個概念混在一起了。
Susan Wolf認為，要譴責一個人沒那麼容易，不是只要有犯錯就能譴責。好比說小小孩犯錯，確實是錯，可是小小孩未必對這樣的錯誤有道德上的責任。小小孩的認知能力等各方面發展，未必高到可以讓小小孩知道這是錯的、找出正確的方案，換句話說就是小小孩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控制自己的行為。因此，我們雖然可以對這樣的錯誤指指點點，但我們不能譴責小小孩所犯的錯誤。
Wolf這個想法其實在她的經典大作sanity and the metaphysics of responsibilty時就有端倪。在這篇文章中。她指出非常威權、洗腦的社會，可能會讓人失去理智（sanity）、沒辦法判斷對錯，在這種極端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他們雖然不免犯下許多過錯，但他們未必對每個問題都有道德責任。
長輩們過去成長的年代，是戒嚴、是白色恐佈、是洗腦愛國教育，除非我們認為這段時期「其實沒那麼糟」，不然我們很難說說這些長輩們對這些想法、作為有完全的道德責任，因此我們可以譴責他們。
如果過去真的是如此的壓迫，那麼，我們或許該接受Wolf的說法，認為他們的sanity受到損害，應給予他們多一些同理，而非譴責。
Wolf做出這樣的區分，實在是醍醐灌頂啊！不愧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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